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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祭王郁昭先生  

2016-10-30 13:50:20|  分类: 参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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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祭王郁昭先生
作者:赵树凯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9-20期
来源日期:2016年10月25日
本站发布:2016年10月27日
点击率:34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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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昭先生已成古人。两月来,每每想到他,脑海中频繁出现两种印象:近三十年前初次见面,他步履矫健、声若洪钟;数月前最后一次探望,他身陷轮椅、气若游丝。回味如此情景,心中惆怅莫名,感慨人生易老,如在俯仰之间。我想到王安石晚年的嗟叹:“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

  一

  郁昭先生辞世,突兀而静谧。七月七日, 因略有风寒而入院,次日即恢复如常,夫人说继续在医院调养几天。十六日,晚饭后在夫人和儿子、儿媳陪伴下,坐轮椅在院子里散步,约九点半上床就寝。由此,郁昭先生一睡不起,安然归西。

  夫人贾粹华说,郁昭先生辞世出乎意外,但也似有预兆。是日下午,他曾要求回家,夫人劝道:“这几天调养甚好,再住几日吧。”言谈间,他蓦然对夫人说道:“我死后,你要好好活几年。”夫人闻听此言,数落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并未将此话放在心里。现在看来,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了。

  郁昭先生突然离去,亲人心理难以接受。夫人贾老师说:“这样的辞世,符合他的为人,低调而平和。”那几天,来家里慰问的故旧亲友络绎不绝,人们谈及郁昭去世,都不约而同说到“无疾而终”“寿终正寝”。一位来家里探望的领导说,郁昭先生的去世,使人联想到高僧大德之圆寂。

  郁昭先生去世当日,夫人和儿子商量,后事从简,仅小范围通知亲友同仁,在北京医院安排简单告别仪式。夫人说,这样做相信符合他的行事风格,也符合当前中央提倡。习近平、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都发来唁电并送了花圈。是日早上,京城大雨,各界人士数百人到北京医院送别。葬礼虽简单,但哀荣可观。

  2012年,郁昭先生八十六岁时,出版了自传《往事回眸与思考》。自传书稿系他亲手所写。写作时用铅笔,历时三年,五十余万字,一字一句写成。自传出版后,他对于写作似乎意犹未尽,曾将一些生活经历片段写成文字。给我看过数篇,其中有一篇写“文革”时期他当农民时,怎样为村里引进了小龙虾,现在仍是当地特产。但是,随着年事日高,精力不济,写作不再继续。

  郁昭先生自搁笔以后,风烛残年,甚少出行,终日静坐家中,读书度日。八十五岁时,他学会了上网,经常看网络新闻,用IPAD。微信兴起不久,他也学会了用微信,也时常刷微信朋友圈,但从来不写文字,只是看转。

  最后两年,郁昭先生不能行走,先是借助步器在家里活动,然后只能乘坐轮椅。听力微弱,基本不能接听电话,但是视力尚好,读书上网不受影响;气力孱弱,但是头脑依然清晰,说话条理分明。有次聊天,他说到自己在当滁县地委书记时去过一个村,居然连村书记名字都还记得。 2016年春节前,我们曾经谈到当年滁县的一些事情,说到有必要到滁县调研。他说,如果身体好,他很想一起去。说话已经有些吃力,但壮心犹存。

  二

  郁昭先生谈及一生经历,最乐道者为滁州时期。谈及滁州,常提到欧阳修也曾主政滁州。 近来,我再读欧阳修诗文,其《祭石曼卿文》说:“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由此我想到郁昭先生。于他而言,可称“后世之名”者,是在滁州12年的农村工作业绩,卓然不休者,则是他不畏风险支持农业大包干。  现在,人们说到万里在安徽力推农村改革,无法不说到王郁昭。

  万里在安徽推动农村改革的关键性举措,归结而言,前有1977年11月出台“省委六条”,后有1980年1月为包产到户“上户口”,中间则有1978年鼓励建立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支持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1979年果敢抵制中央主管部门的批评指责。“省委六条”集中体现了万里改革思想,核心是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实行按劳分配,并涉及建立生产责任制,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之所以出现包干到户的政策基础。此六条,是万里听取王郁昭汇报后,总结了滁县地区的工作经验,结合省委在肥西试点基础上形成。六条受到邓小平肯定,并在1978年初出访途中经停成都时,告诉了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凤阳县小岗的包干到户,是在安徽省特别是滁县地区高度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农民自发产生的。如同惠风和畅、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会有艳丽的鲜花开放。

  当年,万里把王郁昭主持的滁县地区作为安徽农村改革的代表或典范。或者说,滁县地区是万里推进农村改革的核心基地。

  1978年4月,万里建议即将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农村工作千万别学大寨,也不要去大寨参观,因为大寨有很多“左”的东西。万里建议习仲勋到安徽看看,因为安徽农村工作有新内容。习仲勋很赞同万里意见,但因为本人须尽快到广东上任,不能去安徽,遂决定派出三个人代表他去考察,即齐心、习近平、黄静波(广东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这个特殊的三人考察小组到安徽以后,万里安排他们去了滁县,让王郁昭接待。王郁昭专门向习近平一行作了介绍,并安排到全椒县的几个生产队考察,重点考察了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和农业生产责任制。

  据我所知,习近平总书记近年两次谈到这次滁县调查。一次是2014年3月,人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安徽团讨论。次日,安徽省几位主要领导即来家里看望郁昭先生,随后,安徽省党史办也派专人来访谈并留存资料。一次是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主持了农村改革座谈会之后,与安徽全体省委常委见面。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对郁昭以及滁县农村改革印象很深,工作笔记本至今仍然保留。后来,郁昭在中央农研室任上去福州,习近平同志还专门到宾馆看望,并陪同吃早餐。

  当年,万里在安徽领导农村改革,王郁昭是最为倚重的地市领导人。当时安徽参加中央层面政策争论,万里每每让郁昭从滁县派员参与。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安徽派出两个人,即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区全椒县委书记王杰。王郁昭曾经担任全椒县委书记五年,王杰是他的后任。在这次会议上,围绕包产到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特别是会议纪要稿否定联产责任制问题,安徽代表激烈反对。全椒县委书记王杰明确不赞成会议纪要的基本精神,并言辞激烈地说:“你们可以写你们的,我们还是要干我们的。”在场的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惊异于安徽代表的观点态度。华国锋当场让王任重离开会场,给万里打电话询问。此时,万里在看到《人民日报》受中央领导人之命批包产到组后,已经来到滁县地区,在王郁昭陪同下安抚基层干部,告诉大家不要被《人民日报》的文章所动摇。万里在与王任重通话中表示,安徽干部的发言代表了省委意见,并说,春耕在即,不论有什么争论,已经推行的责任制形式要稳定,不能动摇。通话后,他立即告诉了王郁昭,并在滁县做出部署。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安徽两人参加,其中一位是王郁昭派出的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此次会议,周曰礼和陆子修代表安徽对当时的政策导向提出了批评抵制。华国锋、王任重等在会上坚持对包产到户的否定态度,并随后发出了文件。万里听了会议情况汇报,拒绝传达这次会议精神。

  大包干诞生在滁县地区凤阳县并非偶然,是滁县地区政策环境的直接产物。这个宽松的农村政策环境,主要是地委书记王郁昭在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下主持营造的。

  在小岗人最困难的时候,王郁昭的一个电话稳定了局势。1979年10月初,王郁昭曾率领滁县地委常委到小岗村考察,被小岗大包干后第一年的大丰收场景所震撼和鼓舞。他在小岗生产队长严宏昌家里主持了地委常委会,当场表示:“县委允许你们干一年,地委允许你们干三年。”当严宏昌担心地问如果上边强行纠正怎么办时,王郁昭表示:“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并当场把电话号码写给严宏昌。进入12月,凤阳县委内部围绕大包干的斗争异常激烈,支持小岗村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受到巨大压力。县委有关负责人把严宏昌叫到县委党校,指责严宏昌“对抗中央决定” “是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并安排了警察要抓捕。严宏昌情急之下,说出了王郁昭的承诺,并当场给王郁昭打电话。王郁昭告诉县委负责人,严宏昌所说属实,并表态:“现在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走回头路了。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有些事情会上再说。”由此,严宏昌免于顷刻间的牢狱之灾,大包干也避免了一夜间被推倒。

  1980年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这是万里离开安徽前的一次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将留下万里主政期间的政策性成果,具体说,就是在中央还明确反对包产到户的情况下,把近两年安徽农村的突破作为省委政策确定下来。会上,王郁昭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形式。会议总结时,万里说道:“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的,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他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由此,大包干结束了“黑孩子”状态,被纳入生产责任制的“正册”。

  万里离开安徽后的春天,是大包干政策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万里本人到中央任职后最困难的时期。万里后来回忆称其为“1980年春夏之间的激烈斗争”,说自己当时虽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处境艰难,动辄得咎”。此时的安徽,于万里而言如同后院起火,农业新政几乎全面倒退,王郁昭在滁县顽强坚持。期间,王郁昭面对上级的指责,兄弟地区的排挤,毗邻省份的围攻,也曾苦闷纠结,但他顶住了压力,没有退缩。王郁昭的滁县地区,成为万里在北京推动政策改变的基本支撑。

  1983年初,万里、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与刚刚确定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集体谈话。万里逐个点评了所有新班子成员,关于王郁昭,他特别强调:“王郁昭同志的突出特点,是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安徽在全国农村改革中带了头,王郁昭在安徽农村改革中带了头。万里此种评价,可谓语轻意重。

  三

  郁昭先生在其人生的最后一年,曾亲自送别两位改革老人。

  2015年7月,他送别万里。那天,接到电话,得知万里已是弥留之际。他马上出发,因行动不便,且从万寿路到北京医院,需要一小时车程,赶到时万里已于二十分钟前离世。在病房里,在护士搀扶下,他从轮椅上站起来,向万里遗体三鞠躬。回到家后,他给我电话:“不知道万里住院,如果早知道,会早些到医院探望。”万里最后时刻,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到医院探望,问工作人员:“通知王郁昭了没有?”工作人员说“没有”,李瑞环交代马上通知,并告诉工作人员:万里在安徽时领导农村改革,地方上主要是王郁昭的推动和坚持。公祭时,郁昭坚持再去设在305医院的万里灵堂吊唁,家人因其行动不便劝阻,他才作罢。但他亲自给万里儿子打了电话,又让我当面转达。

  2015年10月,他送别杜润生。得知杜润生去世,他乘坐轮椅,赶往木樨地22号楼杜家吊唁。他与杜润生共事两年,在九号院机关被撤销后,他主持了九号院善后工作和对杜润生的审查处理。此间,他们结下了情谊。离开现职之后,他们多次结伴出游考察。

  一年之间,万里、杜润生、王郁昭,这三位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代表性人物相继离世。斯人已去,留下了历史和思考,也留下了精神和品质。

  郁昭先生晚年谈改革经历,思考和表述理路发生很大变化。早些年,谈大包干发生发展过程,他常常会展开讨论列宁的小生产理论、马恩的农民理论,再联系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他试图说明包产到户有社会主义性质、马列经典作家有理论局限。他这样做,一是因为他有理论功底,他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央马列学院受过两年正规理论训练,毕业后十几年在大学里讲授马列理论课。另外,也因为在九十年代乃至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关于包产到户仍然受到一些理论困扰。但是,进入晚年,他的改革谈话已经失却了理论兴趣,都是一些质朴、直白的故事。闲聊时,他常常感慨,农村改革过程曲折,其实就是吃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亏,让农民根据某种理论来生产、生活,说起来堂皇宏大,其实误国误民。

  余生也晚,未及参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那些改革争议,但是,八十年代初期,也曾亲身经历照搬书本定政策的场面。如是否允许雇工问题,高层一些内部讨论,会议上依据《资本论》来论证,规定雇工不得超过八个人,超过八个人即为资本主义。以此种方式来制定政策,今天看来如同笑话,而当年却是何其严肃正经。那些多读了几本经典著作的人,又是多么居高临下。现在看来,彻底的改革家,其实并不被任何理论体系所局限。政治不能脱离民众生活,理论不应该讲空头政治。如万里所说:“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近来,翻阅万里当年内部讲话记录,发现他多次用“穿不上裤子”来说道理。直到晚年,他谈到当年下乡调查被农民的贫穷所震撼,就多次说到一户农民全家五口只有三条裤子的情况。早在1979年3月,他在一次考察中说:“我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如果天堂穿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老百姓去不去呢?”1981年初,万里痛批农口系统的部长思想僵化,顽固反对大包干,指示这些部长不要总是“坐在大楼里对农民指手画脚,要下到农村去,看看农民在想什么、做什么”。7月中旬,万里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听这十几位部长、副部长的下乡汇报。西南组汇报开始前,万里第一句话是:“贵州农民穿上裤子了吗?”读万里谈话,我们看不到引经据典,看到的都是大实话,从生活常识讲政治道理。探究农村改革进程,构成改革理论根基的,是生活的逻辑、常识的逻辑。

  我发现,郁昭先生晚年心境,越发地通脱淡远,甚至空灵。 这使得我想起欧阳修晚年所说:“一世之短,万世之长,其间得失,不待较量”。此时的郁昭先生,似乎人间是非成败,皆在有无之间。

  最后岁月,郁昭先生似乎着意于佛理。他曾推荐佛教六字真言,也开始欣赏佛教音乐。临终前半月,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极乐世界是我家》。对我而言,歌中佛语不明就里,不知是哪句打动了他,还是被音乐氛围所感染。但我相信,他一定被其中意蕴所吸引。据我所知,郁昭平生并无宗教情结,不仅无意于佛道,更无意于基督,也很少读宗教典籍。进入暮年,思想有此演变,令人遐思无限。 人生在世,不知轮回有无,也不知天堂何在,但是,我们相信,赞美那些造福世间的仁人志士,赞美悲悯之心、刚正之节、果敢之气,是天道所归。

  (注: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崔传义兄曾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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