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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也说历史人物的“罪”与“错”  

2015-08-30 12:12:49|  分类: 刘小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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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也说历史人物的“罪”与“错”

 

重要的历史人物无法避免被后世反复评价。人们评价这些作古的大人物时,已经不可能再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任何影响。但这种评价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引导那些正在创造历史的当代人的思想行为。剖析和批评历史人物的缺点、错误和罪行,是为了防止和减少这类情况再度发生在当代和后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史为鉴,是历史对现实的指引和规范作用。这也是为了让那些有志于踏足政治的人能够对历史产生必要的敬畏,提高他们的政治伦理底线。这样的研究并非与死人过不去,而是一种对现世的深切关怀,是一种历史学家必要的责任感。但要看到,生活中,老是盯着别人缺点的人是不受欢迎的,鞭尸更被认为是极为过分。精明的学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时,会有意避开那些历史上令很多人难堪的真相,而是乐于选择为大人物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这同样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历史学家这个群体,在保全自己方面,自然有很多的历史教训可供汲取。强烈地批评某个历史人物,往往会使自己在现实中遭受攻击、迫害乃至送掉性命。不是说死人不愿听坏话,乃是一切活人更愿听好话。这是人性的弱点。古今中外尽然。翻开历史教科书,彪炳史册的多,遗臭万年的少。烧香的多,平坟的少。这就是所谓辉煌的历史。谁能有本事在历史上谋求到一席之地,后世子子孙孙皆可咸有荣焉。为尊者讳,为能者讳,为本朝本国开创者讳,为子孙学徒众多者讳,为活人讳,渐次发展成史学的潜规则。比如明清两朝,御用文人修好一部隐恶扬善的《太祖实录》,也就积攒了入阁拜相荣华富贵的政治资本,而不小心泄露点儿皇室秘史就要掉脑袋。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学传承的大国,这样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实在是最大的耻辱。就此而言,能够秉笔直书,敢于掀开龙袍揭示里面腌臜肮脏的,实在是勇气可嘉也弥足珍惜。不难理解,以批评否定的角度研究历史人物,通常要比赞扬肯定的角度研究历史人物更见功底,毕竟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为大人物歌功颂德唱赞歌,发展成历史学的主流,且技术愈来愈复杂高明。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受潜规则保护的大人物,往往被告知“宜粗不宜细”,渐成一种通式。比方说,某某犯有错误但是云云,或者羞羞答答地说,“尽管犯有严重错误”。这是一种批评吗?当然不一定。如果某某犯下的其实是“严重的罪行”,上面的说法就是对当事人的一种粉饰,就是对历史的一种严重歪曲,就是对当代的一种严重误导。所以,罪错不分,就是历史评价不能容忍的“粗”。

那么问题就来了,划分历史人物“错误”和“罪行”的意义及标准何在?

“错误”和“罪行”有程度差别,更有本质差别,“罪行”关系到的乃是大是大非。“错误”是人所难免的,“罪行”是绝不容忍的;犯有错误的伟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伟人,犯有罪行的大人物,不管多大,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罪人;错误是能被原谅的,罪行是不被原谅的;错误是历史前进中的曲折,罪行是历史发展中的倒退。纪念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不意味着赞同他的错误,而纪念犯有罪行的人,则必定是对受害人和正义的公然侮辱。指出历史人物的错误,是对今人提示干事过程中固有的风险,指出历史人物的罪行,乃是对今人行为划定不可踏足的“雷区”。——这就是划分历史人物“错误”和“罪行”的意义。

难点在于,怎样划分历史人物“错误”和“罪行”的标准。这当然是历史学研究的高难度问题,却不容回避。

我这里不去讨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我想谈谈那些二十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比方说希特勒,斯大林。

不管希特勒本事多大,曾经的战绩多辉煌,希特勒是罪人,犯下了严重罪行。在今天这大概无大争议。

为什么不说希特勒“尽管犯有严重错误”呢?希特勒当然也“犯有严重错误”,但他并没有止步于“错误”,他又跨越了那些红线呢?

他当然不是触犯了当时有效的德国刑事法律。希特勒没有触犯希特勒的法律。他的大屠杀都有法律根据。

这就是战后纽伦堡审判时面临的棘手问题。希特勒错了,战败,就是他最大的错误。但这不是他的罪行。他的罪行之一,是对众多生命和人格尊严的践踏。这种践踏,不是以违反法律而是以执行法律的方式实现的。

在希特勒的时代,人类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希特勒所在的德国乃至欧洲,大家都以文明人自居。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人的尊严,构成了“良知”的核心内容,存在于那时的社会普遍意识中。这些良知。并不依赖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存在。相反,法律要依赖这些良知而存在。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法律是滞后的,因而在这些问题上是模糊的。就是这些滞后且模糊的法律,也在希特勒上台后的全民狂热中被抛弃了。希特勒们以国家机器为手段,营造出一种足以压倒良知的社会氛围。如果不是被挟裹进这样的氛围,支配普通德国人行为的,本应是这些数千年来进化出的良知。然而,突然间,杀人不是被禁止而是被鼓励了。小人物只知道这是在执行法律,而希特勒们这样的大人物才如愿以偿地看到整个国家机器已经成为杀人机器。

在被告席上,战犯们当然不否定自己在战前是个有良知的正常人、文明人。他们也无法否定这些良知先于和高于世俗的法律。他们能辩解的,更多的是所谓的民族利益了,高尚动机了,等等。而这些,在大屠杀受难者的累累白骨前,是多么的虚伪!

经过218天的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纽伦堡法庭判定的罪犯,其依据并非德国当时的法律,也不是当时成文的国际法。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杰克逊在法庭上用颤抖的声音说:"人类文明的声音在呼喊,面对这样大规模的犯罪之时,现有的法律系统显得多么的滞后和无助!"

克服这种“滞后和无助”的重要努力是制定清晰明确的国际公约。公约的内容不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明而是明确捍卫已有的良知。这些良知先于希特勒而存在,而非为了审判希特勒而创造。这个公约成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它就是《世界人权宣言》。二战的胜利不是某个民族的失败,而是人类正义的胜利。一切对民主人权的践踏损害,都是对人类正义赤裸裸的挑战,都是犯下不容抵赖的罪行。

这就是希特勒同时代的那些大人物不可触犯的红线。这个标准是清晰的,也是权威的。二战后的政治人物不仅对这些标准知情,绝大多数也都或真或假地表示了尊重。中苏美英法,从那时到现在,谁不标榜自己反法西斯的荣光?就连朝鲜的国名上,不是还写着“民主主义”四个字吗?更不要说“理直气壮”的“第一民主大国”了。某些大人物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却从此不能摆脱它的审视。它是一位洞烛其奸的法官,严厉的目光刺破一切独裁枭雄华丽的外衣。当我们回望发生在二十世纪的那些践踏人权的灾难史,哪一个曾经包装华丽威风显赫的刽子手能够遁形?能够否定希特勒们的理由,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缺席了法庭审判的其他所谓大人物。一切历史人物都不会缺席历史的审判。

这就是划分二十世纪后半期历史人物“错误”和“罪行”的标准。在文明世界里,这个标准已经存在近百年了。就是从1945年算起到1980年也足足35年了。到了2015年,这标准当然不会变得更低、更模糊。现在有的学者,为历史人物评功摆好,五大坐标也罢,三件大事也罢,当他羞羞答答地提及“尽管犯有严重错误”时,却心虚地回避了“错误”和“罪行”的标准。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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