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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答《晶报》十问  

2015-12-27 21:28:03|  分类: 参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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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答《晶报》十问:智力优越的“游士”和极端脆弱的少数派


某次在读书会上讨论,我抛出一个谬论:接触过那么多中国一流的学者,从谈吐和见识来讲,缺乏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有位老兄总结了三点原因,他说,当代的一批学者跟民国学者相比,谈吐和见识确实有差距,而且现代学院学科研究进一步碎片化以后,学者们均陷入只知枝叶不及森林的境地。再次,媒体人对学者的诉求是批判性十足锋芒毕露,而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学者无法满足需求。
许纪霖口中的“奇人”武汉大学博士候选人刘仲敬却是一位让人眼前一亮的学者,首先眼前一亮是,他作为一位所谓的70后,写作文体却是王国维严复的“民初体”,谈吐穿越中西,知识结构大异常人,让人不得不疑惑他是否遭遇了武侠小说里的奇缘,比如某位大师灌顶传授了他毕生武功。
更为奇妙的是,他的著作或译作如大卫·休谟《英格兰史》、《民国纪事本末》,表面上看跟现实无涉,实际上笔笔切中现实命脉,前面那位老兄所言,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学者无法批判性十足,似乎在刘仲敬这里无效。
从刘仲敬传来的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学术创作和翻译作品列表来看,刘仲敬有构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雄心,留给他的时间还很多,他是否真能成为斯宾格勒那样学者,足不出户,一部《西方的没落》震惊天下。
我们拭目以待。

学者许纪霖说:“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读过的人无不称奇,可谓奇人奇书。”还说,“这个刘仲敬精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这是前辈学者对《民国纪事本末》作者、武汉大学博士候选人刘仲敬的评价,而豆瓣上的读友则对刘仲敬惯用的“民初体”大为惊叹,并且好奇他日常是否会用白话文写作。而刘仲敬则在与记者的笔谈中,对自己有这样的定义: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我跟任何人都不同类。我像爱沙尼亚的日耳曼人(他们是中世纪骑士团的余孽)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他们是斯大林骗去“建设处女地”的欧洲人),天生没有确定的归属感。


刘仲敬答《晶报》十问
1、《晶报》:《民国纪事本末》里的行文有读者称为半文半白,实际上跟唐德刚先生的半文半白并不相同,而是接近《资治通鉴》一类的文体,为何选择用这种文体来创作这本书?
刘仲敬:这是严复和王国维的文体,我称之为“民初体”。如果你用《法意》的文体翻译西学经典,就会产生这样的文体。文体代表路径,民初体代表“西方正典”与“华夏正典”合流的“假设历史”,正如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和理查德?勒博《没有一战的世界》,这条路线会产生一个多少类似明治日本的中国。
随着“民初体”(以及对应的“第一民国”)颠覆,“革命体”(以及对应的“革命政权”)在1920年代末期取而代之。以犹太基督教传统和保守自由主义传统为核心的“西方正典”在中国衰落,人文主义-无神论传统和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传统为核心的“西方负典”在中国变成了主流。然而,主流和非主流并不是简单的对称关系。你不能简单地将两者互换而不同时颠覆社会本身,正如你不可能简单地让和尚念《四书》而让官吏根据《法华经》统治。“西方负典”存在的隐含前提是:政治和社会责任已经有其他人承担,他只负责救偏补弊。如果有人根据谴责建筑师腐败的杂文修房子,下场很可能比最腐败的建筑师更糟。
依据“西方负典”为“正典”的共同体,在一个仍然以“西方正典”为“正典”的世界上没有舒适和安全感。她的处境非常类似一颗肾脏移植到另一个身体内,必须随时服用烈药才能缓和(而不能消灭)可怕而自然的结构性冲突(免疫排斥反应)。她习惯的母体如果不是已经化为尘土,就是至今未能诞生。她对自己被迫寄生的世界也有微弱而自然的免疫排斥反应,例如:她总是对新一代的“西方负典”(沃勒斯坦、齐泽克之类)更有本能的亲和力,甚至对根深蒂固的老资格“西方正典”(梅特兰、布莱克斯通之类)都怀有抵触的态度。
2、《晶报》:你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偏好似乎跟一般意义上的80后不太一样,有啥奇遇吗?
刘仲敬: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我跟任何人都不同类。我像爱沙尼亚的日耳曼人(他们是中世纪骑士团的余孽)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他们是斯大林骗去“建设处女地”的欧洲人),天生没有确定的归属感。这种人认为统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智力和道德都低于自己,对两者都有忌惮与轻视的感觉。这种人一面怀着智力优越感扮演“游士”,一面深知自身处境的极端脆弱:永远不会是统治者或多数派,任何变动都是威胁。我像犹太人一样,对外和对自己是两种人。履历表的项目和经历对我基本是混事的,我很少投入精力和关注。我自己殚精竭力的知识谱系,出版界只了解极小一部分,恐怕豆瓣网的网友还知道得多一点。
《史记》是我第一部“根底”书,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十二岁和十三岁之间,非常渴望杀时间的大部头书。当时(八十年代中叶)不存在网络,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为中学生的生活状态是永恒的。我没有足够的钱买足够的书,填满用不完的无聊时间。因此书越难读,耗费时间越多;对我来说就越好。《史记》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斯瓦辛格的电影好,因为一册《史记》所消耗的时间二十倍于《尼罗河上的惨案》。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学青年本义上的文学青年,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就像对待《燕歌行》或《长恨歌》一样,除了节律的快感以外,别无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故事总会有续集,文采则是会上瘾的。这条线路引导我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当然也只读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么用处,无非是搜集大侦探波洛全部作品同类的事情。我后来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会写古文和古诗,而且比写英语文章轻松得多(我根本不会写英文诗)。现在看来,我大概是古典中国那种熏陶式教育的最后一批意外产品。这种际遇都是时间太多的结果,我估计自己和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环境了。
梁遇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时间已在九十年代初(大学时期)。当时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国和英国散文家的随笔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查尔斯?兰姆、蒙田、赫兹里特、爱默生当中,一册薄薄的《春醪集.泪与笑》突然跳出。当时的感觉犹如朱彝尊的《高阳台》:“重来已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世间若有烂俗台词所谓“灵魂伴侣”,一定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收集到这位作家的各种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应该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梁遇春散文全编》,收罗了作者的文章和译文,比以前和以后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后来,我收集此类图书,数量数十倍于当时,但只有一部能唤起同样的魅力,就是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质地”分高下(余光中是这么认为的),此书堪称“精金美玉”。(在诗歌方面,我只能给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咏怀》同样的评价。)同时代流行的优质散文家梁实秋、董桥之类,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好吃的奶酪:甜腻可口,绵软易朽,绝对当不起“时间的征服者”重任。顺便说一句,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专业可能是搜书。无论我表面上的正业是什么,都更像是这种真正专业的副产品。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现在同一时期。这些书能够从同时期的布罗代尔、亨丁顿等大家著作中脱颖而出,给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后永远没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文笔的质量。我是苛刻的辞章鉴赏者,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和学者。文笔是视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能打动我。我查看这样的作品,动机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会因为查字典而绘制或修改认知地图,只会运用补充的材料将原有的地图变得更细密。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自我表达。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照柏拉图的说法),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即扔的梯子和锤子。今天的年鉴学派虽然声势浩大,我却私心以为他们丰富的资料和狭隘的识见不成比例。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博雅传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第二个就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期。在此之后,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我在这里举出的两位就属于这样的极少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后,传统已经基本穷尽其可能性。作者的个人才干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托克维尔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沧桑感。我深信: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领悟“字缝里的涵义”这种涵义犹如余英时解释的陈寅恪“心史”,只能领悟、不能证明。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你在托克维尔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锐而冷静的观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揭示了旧制度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使人无法怀疑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也是一位优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宫廷中都能如鱼得水,能让卖花姑娘在绅士淑女当中怡然自得。这种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作品在赞美死敌“心胸高尚”,却可能忘记表扬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无异于玛丽?安东尼特在断头台上向刽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敌人更有失风度,你就是输家。我们浸淫于野蛮的二十世纪斗争文化,习惯于明确、夸张、恶毒地攻击敌人。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前人,就会犯下最荒谬的错误。加里波第说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于托洛茨基说某人“罪不可赦”。两者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战友,由于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但一定毁灭他的事业。” 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但他相信大势已定、逃避无益;因此他对理性认同、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廷臣的恭维,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维背后,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后,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当然,托克维尔不会将宿命感罗织成系统理论。学究气是中产阶级缺乏品味的证明,斯宾格勒就是这样一位中产者。
我接触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2002年前后。这时,我已经确定了大部分认知地图。我除了搜集材料充实细节以外,此后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简单地说,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你认为,给文科生提供就业机会也算一种意义。)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学术无产阶级的兴起势必导致前者的没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转衰的征兆之一。(当然,在实证意义上,盛衰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词。)中国的博雅教育早已灭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乱地试图建立学术无产者的流水作业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博雅教育传统也在缓慢但确定地衰退。实证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繁荣经常掩盖了这一点,正如果实在树叶发黄的时代最为甘甜。托克维尔是群众时代的最后一位贵族。斯宾格勒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抛在石田上的一颗种子,只有祖先、没有后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也是意外出现的异乡异客。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确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3、《晶报》翻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更大的翻译计划吗?
刘仲敬:路径决定命运,而不是能力。骰子落地以前,没有比争取路径选择权更重要的事情。我以前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仍然适用。
我觉得自己象清末民初的译者,例如严复;或是魏晋南北朝的译者,例如谢灵运;分享了创造历史的过程。因为他为汉语文化圈引进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解释体系。同时我也预感到:这种新成分最容易遭到扭曲、边缘化、望文生义的中国化解释。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法律体系跟欧洲大陆的亲和力较大;因而历来引进的西学都是这个传统,并非偶然。经验主义产生的盎格鲁保守主义、习俗和前例产生的判例法系统,都是中国人难以把握的东西;他们总是用绝对理性和普遍价值去误解这些概念。
严复当年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引进的英国自由主义概念迅速被法国激进主义替代,然后遗忘。谢灵运到玄奘的佛经译文在中唐以后落到了同样的下场。如果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如既往,休谟所属的传统多半是误解或遗忘的对象。如果这个传统一变为显学,那么中国思想传统和历史路径一定已经发生了明治维新级的剧变。
严复曾经说过:只要废除科举,中国社会就会发生废井田、开阡陌以来从未有过的剧变,超出了他的预测能力。假如英国经验主义和宪法传统居然能在中国站住脚,剧变的程度一定不亚于前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照中国式历史逻辑是不可能的),那么所有相关人士都将进入历史摄像馆。
麦考莱的《詹姆斯二世以降的英格兰史》五卷本和克拉林敦的《叛乱史》四卷本目前也在我手中进行,应该就在今年内出版第一卷。我签署了《柏克十二卷集》、《迪士雷利文集》、《理查德?伯顿文集》的合同,但需要更久的时间。我视梅特兰的《早期法》和斯塔布斯的《宪法史》、《宪法文件》为禁脔,列在下一阶段的计划内。此外就是戴维斯的《邦联》、斯蒂芬逊《从宪法看内战》、《李将军文集》,伯顿议员的《国会日志》,科文的《最高法院编年史》,普雷斯科特的《天主教君主》,特纳的《边疆论》,泰纳的《当代法国的起源》,弗里曼、钱伯斯、亚当姆斯、杨的《英国宪法史》,黑尔的《普通法》。这个顺序大致反映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顺序。
我敢于肯定:这些书的重要性超过《天演论》和严复的多数选择,只是不一定超过《法意》。中国人对“正典”非常陌生,本身就说明了历史路径的错位。这就相当于儒生对朱熹的著作非常陌生,连书名都说不出几部。
4、《晶报》:许纪霖先生对你和《民国纪事本末》评价很高,他说:“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读过的人无不称奇,可谓奇人奇书。”还说,“这个刘仲敬精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你觉得自己和前辈学者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刘仲敬:显然,我本来就是局外人。问题并不在于我跟前辈学者不同,而在于我跟大多数人不同。如前所述,我真正的教育发生在隐秘生活层面。履历表体现不了这些,正如传记体现不了私人爱情生活。
从进化生物学角度讲:人类(和极少数灵长类)的特殊点在于“情境模拟能力”。也就是说:你首先能够产生自我意识,然后能够把自己“设身处地”代入其他角色的位置,从而形成一种全局博弈的整体图景。这种能力类似棋手的布局能力,是文明和社会群体得以产生的根源。不用说,布局和认识布局的能力相差甚远。在著名的《隆中对》当中,刘备和诸葛亮对同样的局势得出了不同的对策。刘备希望继续南逃交州。诸葛亮希望夺取荆州益州,绝地反扑。这就暴露了两人“情境模拟能力”的巨大差异,解释了刘备需要诸葛亮的理由。古典华夏的文史教育主要为此服务,其方式与诗歌教育相同。林黛玉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教育法:首先用足够充分材料(史书或名诗)把你淹没,内化为思维环境的一部分,然后指望你有天赋的“情境模拟能力”,自动产生“玻璃球游戏高手”(诗歌高手)。如果你天资不足,就会变成寻章摘句的陈最良式学究。但这是必要的报废成本。所谓“史识”,就是生物学所谓“情境模拟能力”。斯宾格勒称之为“相术的直觉”。直觉强大,你就能像福尔摩斯一样迅速发现:“缺环在哪里?”“证据与环境不协调,应该是伪造的。”尤其是,在缺环无法补全的情况下,你要根据情景,复原出最可能的原貌,制定出最可能的计划。
西方史学包括“反事实历史”,但根据华夏传统教育的取向:不是“情境模拟能力”为历史研究服务,而是历史研究为“情境模拟能力”提供材料。“情境模拟能力”不足,绝对不能委以“士大夫性质”的任务。我相信:正规教育对此没有帮助;因为阅读量达不到传统教育要求的“淹没标准”,实现不了“内化效果”。意识形态教育对此有莫大的破坏作用。由于考试以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情境模拟能力”,所以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蒋介石应该像罗斯福一样行动,日本应该像德国一样认罪,毛泽东应该像省长一样服从。这话听起来像笑话,其实鄙国“学术研究”大部分都由这样的内容组成。
5、《晶报》:“中国读书界偏好引进‘技术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鸣’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为怪。从19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图书以‘愿望的达成’为隐含卖点。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发明了‘毛泽东的下层建筑和蒋介石的上层建筑’,从而证明‘历史是正确的、未来是光明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发明了‘历史三峡’,从而证明‘错误是难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萨伊德《东方主义》免费收复了话语霸权,从而证明“庸人适应环境、狂人改造环境、高人重新解释环境”。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可以概括为‘不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抱怨了’。基辛格《论中国》可以概括为‘美国不输出民主,中国就没有威胁,这样大家都满意’。你委婉批评了五位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你认为自己是一位苛刻的读者吗?
刘仲敬:我一般不拿自己当读者,读者只要去读《哈利?波特》就行了。我对待哪些人,就像一位重视信誉的士大夫攻击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同僚。我认为而且肯定(就像一位棋手对待段数足够的棋手),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像奸臣一样,敏锐地把握了皇帝的感情弱点,利用这些弱点满足皇帝隐秘的愿望,牺牲皇帝的利益来维护他的虚荣。
6、《晶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治中国现代史,很多材料都还看不到,怎么办?
刘仲敬:这话是一种广告,反映了学术无产阶级渴望讨好潜在客户(外行)的心理。同时也证明:大众时代的读者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一点信心都没有,只能寄希望于商标保证质量了。至少在涉及历史的问题上,我敢保证:他们只会失望。
余英时先生认为,复原历史其实是一种小说家的想象力。我自己认为:这是一种军师的能力。你必须明白:你没有充分的情报,许多情报是假的;但你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这些决断可能害死自己。自古以来,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运用这种决断。他们主要依靠对当事人性格和历史行为模式的粗略了解,就能预测他们隐秘的行动和未来的举措,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应对措施。人类仍然存在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些判断准确率颇高,虽然不可能完全正确。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平均准确率不如普通人的判断。据我所知,二十世纪最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他因为碰巧是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祖父,才留下了一点痕迹。他是白俄罗斯的犹太人,在革命前夜准确地逃出俄罗斯帝国,又在二战前夜准确地逃出欧洲。除了王国维,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表现出同样的判断力。我一直把他当做偶像来崇拜。
材料与准确率并不成正比,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情景模拟能力和诚实。有些人能够依靠较少材料,做出相当准确的判断。另一些人恰好相反。如果对人对事的失误率极高,就是情景模拟能力低劣的铁证。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没有人能拯救他。例如:段祺瑞就是这种人。张作霖反而不是。
7、《晶报》:你是会读闲书热爱闲书的学者吗?
刘仲敬:正常情况下,是的。我在大学时代(1990年代)的表现就是专业搜集闲书的闲人。此后,我是那种专业喝茶扯淡的机关人员。问题在于:这种性格会使我缺乏坚韧和果决。于是我把七千册书锁起来,沿着类似老阿西莫夫的道路,背离了风暴即将来临的地方。
8、《晶报》:你最推崇的学者是哪位?原因。
刘仲敬:斯宾格勒,理由如前。他有良好的情景模拟能力,尽管他的错误甚多。这里必须说明,错误少不是有点。一位从不犯错的经济学家基本可以视为废人,一位成功企业家肯定比失败的同行错误更多。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大错特错,但没有这项模拟,刘备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
9、《晶报》:除了读书,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刘仲敬:中古音乐,亨德尔和巴赫。
10、《晶报》:你的研究有没有一个主线,有没有一个研究领域让你特别着迷?未来五年的计划是什么?
刘仲敬:宪法作为文明的体质,有其生长衰亡的轨迹。轨迹也会反映文明本身的独特性。我正在写《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的第一卷应该和《安?兰德传》、《亨利八世》差不多时间出版。明年预定出版《从华夏到中国》和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发行集刊《新民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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