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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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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大还是法大是真命题,是个重要问题  

2014-11-22 13:06:12|  分类: 刘小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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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大还是法大是真命题,是个重要问题

 

1028,《人民日报》以《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为题,采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最后采访者概括出作为题目的一个结论来: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其实王教授并没有这样表述。当然,作为一位杰出的法学家,王教授面对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到底党大还是法大?要是回答法大吧,那可能被认为是反党;要是回答党大吧,则违背法学家的良知。王教授只能把车轱辘话来回说,最终的意思就是党和法都挺大,谁也离不开谁。我要是猜得不错,王教授不光是教授,还是一位党的干部。要理解他的回答,得先理解他的这种双重身份。

另一位著名人士,叶小文先生,态度就大为不同。他在党报上撰文指出:“有人故意把党和法对立起来,宣扬“党、法不能两立”,诘问“党大还是法大”?这是别有用心者的迷魂枪、伪命题,其目的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蛊惑群众、搞乱人心,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引向邪路。”叶在党的高干中算是有学问、有品位的人,但他仍然是一位纯粹从事政治的人士。他的话完全符合自己的身份。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虽然资历和地位绝无法与叶先生相比,但认为在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原则上应该是平等的。我认为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党大还是法大”?这不仅不是一个伪命题,而且是个真命题、真问题和大问题。诘问“党大还是法大”,根本谈不上宣扬“党、法不能两立”;诘问“党大还是法大”,也不是别有用心者的迷魂枪,而是关心我们的法治事业,直面法治进程的根本问题。这种诘问,尖锐,刺耳,但与“别有用心”云云无关。对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做到平心静气地思考。心平气和地回答。叶先生虽然多年研究宗教问题,我想他不会因此有资格随便说别人“别有用心”,有资格以真理自居。

作为一个关心法治事业的公民和党员,我自己多次在内心诘问,也多次面对他人诘问:党大还是法大?我可以肯定,自己没有“别有用心”,也没有发现任何提问者“别有用心”的证据或迹象。我们都很真诚和认真。所以。我想在这里,不顾叶先生的警告威慑,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党大还是法大?问的是那一个权威更大,或者说,当两者不一致时,谁服从谁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没的缘由。党和法,是现实存在的两种权威。党的所作所为,也未必全都合乎法。两者之间总会存在着矛盾。这符合我党信奉的辩证法。不承认这一点,那是在回避问题,否认矛盾。连普通老百姓,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

当然是党大!在我们国家,这非常清楚。

法是党主导制定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人,都是党的人,大都是先向党宣誓忠于党的。军队是党指挥的军队。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党主导者法,而不是相反。党的权威至高无上。法要是不符合党的要求了,党会修改它或者废除它。党违反了法,谁也不能把党怎么着。国可以多日无法,不可以一日无党。一日无党,国将不国。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建立在党的有效统治之上的。法律之外,党有很多统治资源和统治手段。法律很重要。但它只是党的统治工具之一。

这种格局,是历史造就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不是靠选举,而是靠革命武装斗争。不是靠遵守规则,而是靠打破规则。共产党之前的国民党政权也不是一个法治政府。共产党并没有继承一种法治秩序或法治传统。新政权建立后,法律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可是国家事务在那里摆着,不可能等到法制健全了之后再去处理。建国的政治家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既不擅长也不习惯按法律办事。老百姓文盲居多,视打官司为天大耻辱或第一难事。这种情况下,法真的不算什么,哪有资格去跟党比什么大小!

但是,法律成长太慢,法治进程波折太多,很快就让大家吃尽了苦头。

党是伟大的,可是党也会犯错误,而且犯非常严重的错误。有些错误让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沉重惨痛的代价。痛定思痛,要考虑如何避免再犯这种错误。根本的办法,是法治。法不该老是那样小,党也不会老是那么大。这正如孩子的成长不是父亲失败,而是成功。好孩子总有一天比父亲更强壮。

党有了这种见识,就可以从上到下来推动法治进程。这要比自下而上更有效率,更顺利。法治的因素在增加,人治的因素在减少。但是,人治还有一种特别的也是最后的表现形式,即“党治”。

法治进程已经走到了关键时期。法已经很“大”,但是还不够。党仍然最大,所以仍然是法治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在这个阶段,党和法的关系确实有些特别。当有人提出“法大还是党大”的问题时,一方面说明法的权威已经高度成长,党推动的法治事业有了眉目值得欣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党的权威在法的权威面前,受到了相对削弱。

怎么看待这种削弱呢?

有人接受不了这种削弱。他们希望法永远在党之下。

实事求是地说,眼下,有用法的名义批评党的,也有用党的名义突破法的。同样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种情况下,党也不全对,法也不全错。

党的伟大,不在自身权威的至高最大,而在于事业的伟大。如果党用自身的这种权威成就了伟大的事业,那么,将没有任何组织比党更伟大,党将成就自己最光荣伟大的历史。如果有一天,党在法之下,法在党之上,法治昌明,国强民富,也就实现了党最大的政治主张:人民最大。

叶先生的文章提到:“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鼓噪下,我们也有人在随着魔笛起舞。为此,必须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讲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是因为讲的就是真理,不要让那些试图模糊甚至否定这一真理的人浑水摸鱼、扰乱视听。大张旗鼓,就是要不断、清晰地发出“中国要搞的法治是什么样的法治”的强烈信号。

“中国要搞的法治是什么样的法治”?法治有其自身逻辑,不能由前宗教事物主管任意发挥。自有法治以来,法治之上,就没有神权,没有王权,也没有其他超越法治的组织,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在法律之下。中国人迄今还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最乐观的看法是,法治不再仅是这个古老民族的一个梦想,而是一个愈来愈近的一个目标。

1848年,一部法国人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书再版。这已经是该书的第十二版。这部书就是《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专门为此版作了一篇序。在此序的最后一段,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仿效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治理美国的法制;但是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一切共和国都应当具有的,而且可以预言:不实行这些原则,共和国很快就将不复存在。

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治理美国的法制。叶先生不必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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