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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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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虽短,喻中不简单!  

2013-06-13 18:44:12|  分类: 刘小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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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虽短,喻中不简单!

 

自从人民大学某支部书记杨晓青教授领衔发动对“宪政”的围剿以来,法学界两大阵营的分界日渐明晰。即使是在人民大学内部,坚守“宪政”这一理念的也是大有人在。不仅有像许崇德这样宪法学界的老前辈拍案而起,该校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也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智慧加以声援,提出“法律人的学术生命始终是和法治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人应当始终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信仰,以人民的福祉作为最高指针,崇尚法律,追求正义。”谁都看出,并非教法学的教授和学法学的博士都真正信仰法律,说不定有人更信仰政治。套用一句“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如今也可以对教授法学为业的知识分子说一声:“法律信仰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在这个考验面前,有人表现了始终如一的忠贞,也有人表现了见风使舵紧跟形势的聪敏。今天看到一篇奇文,证明它的作者,就是一个法律人中的极端聪敏之辈。

 这篇文章就是613的《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有必要再认识东方智慧》,作者为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

 都知道杨晓青书记的拿手好戏是挑起“社资之争”,再论姓社姓资。杨博士信心满满,胜券在握,因为料也无人胆大包天敢反对社会主义。杨博士这是在用社会主义而不是法律来反对宪政,所以她的支持者主要不在法学界而在自成体系蔚为大观的各类马克思主义学院里。这不,一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亭友又在《红旗文稿》上摇旗呐喊为她助威。只是稍稍奇怪,打着红旗反宪政杨博士的学位居然是正宗的法学博士。看来,法学博士大义灭亲、阉割法学命根的当代奇闻,让我等有幸亲睹了。

  而这位喻中喻院长喻教授就不想做得如此露骨。他聪明地开辟了另一条战线,而且同样做得十分有把握,那就是重提“东西之争”,并借德国的莱布尼茨的嘴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换言之,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与政治,我们实不足与中国相比拟。……我们的愚昧,使我们沉沦于不幸之中,同时我们自身,又创造了苦难。如果理性是一付清凉的解毒剂,那么中国民族便是首先获得此药剂的民族。”喻院长的观点很明确:“近期出现了关于宪政及相关问题的思想论争。论争中的一方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前提性预设:一定要到西方去寻找智慧,尤其要到英美法等国家去寻找真理。很多西方人也有这样的优越感,认为他们承担着启示、教导东方人的神圣义务。这种看法的普遍性与它的真实性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着眼于历史,一个总体性的格局是:东方启示西方。人类最高智慧总是源出于东方(包括“近东”与“远东”),然后再向西方扩散。”瞧瞧,按照喻院长的观点,中国不但没有向西方学习宪政经验的必要,还担负着把人民民主专政向西方扩散、启示西方的重任。——这可比杨晓青站得高、看得远、胸怀更远大多了。喻院长就这么轻松地沿着杨书记开辟的道路远远地把杨书记甩在了身后。反对社会主义那可是反革命。反对东方,反对东方文化,那可是数典忘祖,那可是要滑入汉奸之列了。所以,还是喻院长准备的这顶大帽子更厉害,不服不行。——只不过喻院长大概忘了东方大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祖宗——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来自西方,来自那位莱布尼茨的老家!要不,咱完全有资格自豪的东方,东方大国,东方大党,请它回老家?

 喻院长指出,当下“西方世界的问题越积越多、改与不改都很难”。需要的是“重新定义东方、重新理解东方、重新发掘包括源出于“近东”、“中东”、“远东”的东方智慧,并把这些东方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用若干个“智慧”装饰的广告语,要比杨晓青、“郑志学”等人干干巴巴、生硬枯燥的口号文章好看得多,只不过有一股浓浓的江湖术士气息。

 检索这位喻教授的作品,他曾写过一本《像法学家一样思考》。看这架势,下一本也该准备好了吧。书名不妨叫《像政客一样思考》,那才是看家的本事。

 喻中,不仅是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还是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山东大学法学博士(呵呵,简直就是欺师灭祖。因为山大的徐校长正是研究宪政和人权的巨擘啊)。如果他这篇文章赌对了,那可是为四所学校争光。——当然,一旦青史留骂名,那丢的也不止是一所学校的脸!

 

 

 

  喻 中

喻中:有必要再认识东方智慧

2013年06月13日07:17  环球时报 我有话说(113人参与)

  近期出现了关于宪政及相关问题的思想论争。论争中的一方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前提性预设:一定要到西方去寻找智慧,尤其要到英美法等国家去寻找真理。很多西方人也有这样的优越感,认为他们承担着启示、教导东方人的神圣义务。这种看法的普遍性与它的真实性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着眼于历史,一个总体性的格局是:东方启示西方。人类最高智慧总是源出于东方(包括“近东”与“远东”),然后再向西方扩散。

  西方文明被概括为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对西方的塑造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但对于西欧以及后来的北美而言,基督教却是来自东方的智慧。基督教的圣城是耶路撒冷,耶稣诞生、成长与活动的地区就在现在的巴勒斯坦。按照西方人由来已久的地理观念,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都属于“近东”。两千年来,源自“近东”的基督教、耶稣以及《圣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即使是在“远东”,中国的儒家文化对西方的启示也曾经得到普遍承认。在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魁奈极为推崇中国文化,对孔子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论语》远胜古希腊哲学。伏尔泰在《哲学辞典》的“论中国”一章中,亦对孔子表达了崇敬之心:“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

  德国的莱布尼茨也强调中国文化对西方的重要性。他说:“就思辨的科学而言,欧洲较为优越;可是在实践哲学方面,换言之,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与政治,我们实不足与中国相比拟。……我们的愚昧,使我们沉沦于不幸之中,同时我们自身,又创造了苦难。如果理性是一付清凉的解毒剂,那么中国民族便是首先获得此药剂的民族。”

  18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评价到了19世纪以后出现走低的趋势。不过,虽然魁奈、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逐渐被人遗忘,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见解绝非荒诞不经。相反,在西方世界的问题越积越多、改与不改都很难的当下,重新定义东方、重新理解东方、重新发掘包括源出于“近东”、“中东”、“远东”的东方智慧,并把这些东方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有所裨益的。▲(作者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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