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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英国人眼中的普通法  

2013-06-11 23:39:36|  分类: 参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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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超     2013-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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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法学家耶林有言:“罗马人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不过,在罗马法横扫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却有一个不曾臣服且堪与之平分秋色的强劲对手。这就是英国的普通法,一个存续了几百年的独特而持久的法律体系。

  德国法学家耶林有言:“罗马人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不过,在罗马法横扫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却有一个不曾臣服且堪与之平分秋色的强劲对手。

  这就是英国的普通法,一个存续了几百年的独特而持久的法律体系。以此为素材,英国BBC新近拍摄了纪录片《法律奇事——英国司法史》(The Strange of the Law-The Story of English Justice),以影像和叙事的方式生动地为我们勾勒了英国普通法的面貌。

  和耶林对罗马法的评价几近类似,这部纪录片定下了这样的基调:“无论从其意义还是影响力来说,英国法的成就都远远超过了英国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的贡献,英国法是这个国家给予世界的最佳馈赠!”

  这或许展示了英国人骨子里特有的高贵感,但也足以让我们产生好奇心,跟随这部以“法律奇事”命名的纪录片来一探英国普通法的奥秘。

  普通法的奠基

  普通法的历史奠基重点就在于遵循先例和陪审团制是如何孕育而出的

  “法律奇事”总共包括三个部分。它的第一篇章“法律的诞生”追溯了英国普通法的历史奠基。作为一项制度和一种文化,普通法的奠基问题绝非一锤子买卖,它有着婉转曲折的过程。不过,这样的复杂性容易使我们迷失到繁杂的历史时空里,时间、地点、情景、人物以及文献典章虽然都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如何取舍和分配比重则需细加掂量。

  令人称道的是,这部纪录片在奠基问题的叙事上紧紧扣住了普通法的两个特质:其一是遵循先例;其二是陪审团制。普通法的历史奠基重点就在于遵循先例和陪审团制是如何孕育而出的。

  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是指法官裁判要以判例为主要依据,这与大陆法系的法典文明正相对应。这本是稀松平常的常识。但是,常被忽略的是,遵循先例这一做法离不开一套强大的司法系统,而司法系统的强大又离不开王权的介入和支撑。

  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诺曼人入侵之后,“法律奇事”对英国法中与日俱增的王权因素都作了浓墨重彩的叙述,例如,阿特尔斯坦王统治的后盎格鲁时期,刑法的残酷性被归因于国王要接过司法的权杖,从而以酷刑来显示其权力和威严。

  英王亨利二世在位期间(1154年-1189年)的法律改革达到了王权接管司法的顶峰,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166年皇家巡回法院的建立。亨利二世精挑细选的官员不仅重组了各地的郡法院,而且还把判决带回到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进行意见交换,这是普通法诞生的温床,那些被广泛认同的判决就成为了法律的来源。

  对于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大陆来说,王权对司法的掌控则不可与英国同日而语,因此并不具备发展普通法的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派出的官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这里的问题是,如果王权足够强大,那在逻辑上完全可以自上而下来颁布一整套律法,何必又要尊重那些地方习惯自下而上地塑造法律呢?

  实际上,作为异族,诺曼人入侵英国后,一方面亟需扩张王权来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又需要尊重传统来赢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心。用中央司法权力来统合地方习惯法实乃一举两得。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情势造就了普通法的诞生。

  当然,王权对司法的接管也并非畅通无阻。“法律奇事”对水审、火审以及决斗等神明裁判的铺陈,折射出教会在英国司法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教会人员主持的神明裁判构成了王权接管司法的最大障碍,更别说那些针对神职人员犯罪的特赦了。

  亨利二世在位期间虽然以暗杀的方式除掉了贝克特“这个烦人的主教”,但是教会对王权司法的制掣依然存在。

  “上帝的裁判不会降于自以为是的人类。”教皇英诺森三世有关神明裁判的禁令最终促成了教会的权力在英国司法中的式微。非常关键的是,作为一种案件证明方式,在神明裁判退却之际,取而代之的则是陪审团制。由于普通民众的逻辑和常识取代的乃是上帝的裁判权威,陪审团制在普通法中的地位和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在王权、神权以及民众的反复博弈中,遵循先例和陪审团制逐渐成型,英国普通法踏进了自己的历史道路之中。

  为自由而斗争

  英国普通法不过是英国人民的历史

  没有强大的王权对司法的接管,很难说英国普通法的命运如何。但是,司法的正义却非来自国王的恩赐,相反,与暴君和强权的斗争才赋予了英国人民以权利和自由。

从普通法的历史来看,自由与其说是天赋的,毋宁说是人民自己争取的。“法律奇事”在开头部分就掷地有声地说道:“英国普通法不过是英国人民的历史。”它的第二篇章的主题也被命名为“追求自由”。

  众所周知,1215年的《大宪章》史无前例地规定了限制王权的条款并承认了英国人民的权利。《大宪章》不仅是一纸文件,更是当时英国的一项“公关守则”——《大宪章》在英国各地郡法院得以广泛的诵读和传播,限权和自由的理念几乎妇孺皆知。可以说,《大宪章》打开了自由社会的序幕。

  在通往自由的普通法之路上,“法律奇事”主要把镜头对准了那些用法律向暴君挑战的勇士。他们创造出了属于英国法历史里程碑式的时刻。依次出场的主角主要有四个:参与查理一世审判的公诉人约翰?库克律师;自由主义的先锋约翰?李尔本;担任陪审员的商人爱德华?布谢尔;判决奴隶享有自由权的曼斯菲尔德大法官。

  对查理一世的审判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的落幕。这场斗争的双方是国王和议会,形式是谈判和内战,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和对国王权力的限制则是双方各自的诉求。因而,这其实是一场强权和法律下的自由之间的殊死搏斗。

  议会与查理一世的谈判和妥协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进程:1628年通过的《权利请愿书》从法律上认可了所有英国人的权利;1640年查理一世一手操控的刑讯逼供不再合法;1641年唯国王意志是从的星座法院被永久废除。

  然而,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以内战的形式爆发了。战败的国王被送到审判席。这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但也最具挑战性。对国王的起诉绝非儿戏,谁敢接受这个烫手的山芋呢?

  当时伦敦的律师对此都唯恐避之而不及,约翰?库克却以勇气和智慧担当了这场审判的公诉人。虽说国王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司法权威,但是库克却如此陈词:“国王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政体,它的统治必须要依据法律。”

  在库克陈词的同时,一贯专横跋扈的查理一世用手杖鞭打库克的后背,库克丝毫不为所动,杖头脱落,库克也拒不拾起,查理一世只能自己低头拾起他的杖头。国王的这一“低头”,强烈喻示着强权向法律的低头,查理一世最后被送往断头台。

  进入到克伦威尔独裁时期,自由派领袖约翰?李尔本成为了执政当局的眼中钉。李尔本一生为自由打拼,与强权斗争,被誉为“自由的李尔本”。

  李尔本秘密出版和传播批评政府的印刷品,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讽刺作品使得他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非法羁押。在与专制政府的反抗中,李尔本不断以《权利请愿书》中的人身保护令为武器,向法院挑战拘押的合法性。李尔本由此也成为英国历史上申请人身保护令最勤的人。

  无奈之下,克伦威尔独出心裁,一纸令下把关押在伦敦塔的李尔本发往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泽西岛。由于这座孤岛非属英国领土之内,所以人身保护令失去了效力。不过,虽然在泽西岛李尔本失去了上诉的机会,但是这个事件本身却促成了后来一项旨在叫停英国海湾非法羁押行为的法案。

  克伦威尔之后,查理二世复辟。他重操旧业,实行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查理二世甚至颁布了压迫异教徒的法律,两位敢于对强权说不的贵格教教徒因此被予以审判,商人布谢尔便担任了那场审判的陪审员。布谢尔拒绝认为被告犯有刑事罪,并得到了其他陪审员的响应。

  陪审团最后作出了无罪的决定,但这可违背了当局和当审法官的意愿,布谢尔等人因此面临牢狱之灾。不过,与李尔本一样,被关了几个星期的布谢尔激活了人身保护令,并成功地获得了令状。

  这个关键性的事件对普通法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确立了陪审团依据良心来独立自由裁决的权力,因陪审团的裁决而予以惩罚的做法自此成为过去。

  李尔本和布谢尔事件大大推进了人身保护令的效力范围,英国人民享有了更大的自由。可是,人身保护令还未惠及到黑人奴隶。而这一改变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奴隶萨默塞特对人身保护令的申请。

  像其他奴隶一样,被奴役的萨默塞特是没有自由的,但人身保护令在逻辑上暗含监禁奴隶要给出合法的理由。当然,这取决于奴隶是人还是物品。这样的问题乃至由此牵发的奴隶制自身的合法性被诉达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那里。

  向来支持自由贸易的曼斯菲尔德法官的判决却让当时的保守派“大跌眼镜”。他有点难以置信地站到了奴隶的一方,作出了萨默塞特自由的判决。曼斯菲尔德法官说道:“奴隶制是如此的罪恶,英国的普通法绝对不能容忍。”

  一项简单的人身保护令不仅使得萨摩塞特获得了自由,而且使得英国那时一万五千名奴隶从此踏上了自由之路。

  程序变革

  任何受教育之人都不相信任何假设和既成的真理,这一观念走进法庭之时,塑造了当今公认的一大司法理念——“无罪推定”

  提到英国普通法,除了遵循先例和陪审团制,还不可忽视它极为值得称道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法律程序——尤其是刑事审判程序。“法律奇事”的第三篇章“无罪推定”追溯的正是普通法中公正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历程。

在18世纪初期的英国,尽管人民的自由权取得了普遍的胜利,但是刑事审判还是一团糟。程序粗陋而偏私,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被告一方极其不利,在法庭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窘迫地位。从开庭到判决再到判刑,整套刑事审判程序下来甚至很难超过15分钟。

  对比于现代英国的公正程序理念,这样的司法环境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也催发了英国的司法改革运动。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法官开始允许律师为死刑犯辩护,这给刑事法庭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和改变。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律师取代了法官逐渐成为庭审的主角。其中,引人瞩目的一位就是威廉?加罗。他的出现掀起了一场刑事审判程序的革命。这名杰出的律师不仅带来了法庭上戏剧感十足的做派,还展露了富有进攻性的交叉询问技巧。这样,控辩双方作为对手的论辩形式由此被不断激发起来,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对抗制刑事审判程序。

  如果单只把对抗制归结于个体,那不免显得有失公允。因此,“法律奇事”特别强调了加罗这一个体成就背后的时代观念和社会基础。

  受18世纪休谟的怀疑论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当时任何受教育之人都不相信任何假设和既成的真理。当这一观念走进法庭之时,法庭关注的焦点就从被告自证无罪转向对控方证据的严格检验。这塑造了当今公认的一大司法理念——“无罪推定”。

  工业革命是促成刑事司法程序变革的另一个动因。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不仅体现在市场化的工业经济模式,而且也确立了对抗制这种市场驱动的司法制度。道理很简单。律师既然收了当事人的诉讼费,作为代理人就要为他的客户服务,在市场的逻辑下,此乃天经地义。

  在那个时代里,除了加罗,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出庭律师是托马斯?厄金斯。厄金斯不仅具备一名杰出律师的辩护技巧,在他身上还装备了18世纪的自由和启蒙思想。

  1794年,厄金斯接手了当时改革派托马斯?哈代的政治案件,后者被执政当局指控犯有叛国罪。为此足足辩护了7个小时的厄金斯,其核心辩护来自于一条重要的启蒙原则,即“每个公民都有权选择自己心仪的政府”。最后,赢得官司的厄金斯也赢得了历史的荣耀,他的塑像被竖立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的显赫位置上。

  在始自18世纪中叶的这场英国司法改革中,虽然交叉询问的程序较早确定下来,但是辩护律师代表他的当事人向陪审团做最后申辩却一直要等到19世纪中叶以后。而这实际上是现代普通法刑事辩护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今天英美法庭剧中,辩护人慷慨激昂的最后申辩往往把剧情推向高潮。在说服陪审团方面,马绍尔?豪尔律师则是当时英国律师界的翘楚。在1907年轰动一时的卡姆登镇连环杀人案中,豪尔还干了一件当时看来非同寻常的事情。作为刑事辩护人,豪尔把他的当事人从被告席请到了证人席,这使得疑犯出庭作证也成为了普通法公正审判的一部分。

  不过,再完美的程序也不能绝对避免误判。20世纪初期,英国日益发达的大众媒体让司法误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大众对各种误判案件的激愤之下,英国的司法系统承认了自己犯错的可能。既然司法可能犯错,那么处决那些有疑问的死刑犯就非明智之举。换言之,司法不能不犯错,但司法所犯的错误绝对不能致命。就是这一点使得英国的死刑制度走到了尽头。

  总的来说,《法律奇事——英国司法史》三部曲处处反映了英国人对普通法和他们的司法制度的自豪感。不过,在最后部分它也透露出对今天英国普通法前景的一丝隐忧。

  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英国法官的立法角色被权力日盛的国会所吞噬,频繁的国会立法有引发所谓的“立法超载”和“立法雪崩”的危险。而实际上,这个危险是现代社会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只不过相较于大陆法系国家,英国的普通法文化传统受到的挑战更大、更根本。作为“英国人给于这个世界的最佳馈赠”,普通法其命运如何,我们仍将拭目以待。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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