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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三个警察的启示  

2013-03-30 20:05:22|  分类: 警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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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警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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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非 于 2011/8/12 10:30:2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三个警察的启示
先说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首次让民众到奥地利参加“泛欧野餐”。这天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但大部份都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前来度假的东德人。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只提着少量的食物,拖家带口的冲向边境的铁丝网。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来了。因此,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路边的小车排起了长龙,没有人惦记它们和车中的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早一点踏上自由的土地。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的从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ArpadBella),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为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随着那幅历史性的照片的广泛流传,他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再说一个德国秘密警察。
电影《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德国,该片荣获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影片讲述东德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红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唤醒了民众。这个爱国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到国家安全局的全面监听。而监听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热情感动,隐瞒了他们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并为此被关在地下室干糊信封的活儿四年多。柏林墙倒塌后,作家才惊讶地得知自己家里布满了窃听器,他终于明白了几年之前是谁保护了自己。电影的结尾是:又过了两年,一个邮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经过书店,他被一个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是那个作家的新书。他走进书店,捧起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此书只献给×××(特工当年的代号)。付款时,书店的店员问书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装。特工说:不用包装了,这本书是给我的!
最后说柏林墙守卫因格?亨里奇。
一九九二年二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在后来的审判中,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并不这么认为,审判时严正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无辜平民被判刑,且不予假释。
    
第一个警察使我想起了苏联的“八?一九”政变。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而此时此刻,受命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克格勃,正在部署由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议会大厦,并将叶利钦等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精锐部队,大厦的保卫人员根本无法抵挡,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阿尔法”小组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命令时,意识到此举必然导致平民流血,而且将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不执行这个命令。”小组二十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并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六年的政治改革已经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安全部门的大多数军人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第二个故事使我想起了国产电影《便衣警察》。影片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事件为历史背景,讲述刑警周志明奉命追查悼念周恩来、批评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周志明从同事暗中拍摄的照片上发现,散发传单的人一个是女友的姐姐,另一个是自己的童年伙伴。就在上级下令按照片抓人之前,他故意将相机中的胶卷曝了光,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了监狱。“四五”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正义运动,随着 “四人帮”的垮台,周志明也得到了平反,又重新回到了公安队伍内,可是在他的组织结论中却还留下一个小尾巴。流行多年的影片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不仅让人感受到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也体味到现实的严酷与岁月的苦涩。
    
第三个守卫使我想起了一些文革政治人物所撰写的回忆录。虽然各人所干的坏事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转弯抹角地把主要责任都归咎于时代与“上面”,他们只是忠实的执行者。诚然,人,尤其是具有相当政治地位的人,都是时代的产物;而在中国,他们的言行确实也要服从“上意”。最典型就是江青被审判时说的那句名言:“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然而,当良知(如果他们还有的话)和“上意”冲突之时,他们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服从“上意”,根本就不敢也不会哪怕把枪口抬高一毫米。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是在他们的红笔之下被残杀的!当我们仰望一个个灿若星辰的名字——王辛酉、史云峰、张志新、李九莲……时,怎么能够放过这些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帮凶?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如何对待被迫害的人群,上述史实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这个体制所有的事情都是个人做的。如果个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要做妨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事情,他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针对个人施加压力,也是改变体制的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但愿三个警察的故事,能给更多的人以启示。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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