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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的博客

心事数茎白发 生涯一片青山

 
 
 

日志

 
 

转 “邹平先贤高元贵”  

2012-05-16 12:18:10|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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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寄月 

空悬月冷人千古,意予冥寒别语盈。

无路庭前闻故训,有时梦里见先英。

春晖想报怀踌望,秋懋思聆叹杳声。

重墨轻毫描泪字,九天远祭父严情。

    明天(3月14日)是我(作者:高晓力)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眼前,他的谆谆教诲依然萦绕在我耳边。

忆父篇  一  峥嵘岁月

浪淘沙 青春

风雨络华年,主义猷坚。投戎弃笔入狂澜。赤县旻遥闻号角,跃马扬鞭。  征腐搏强权,荡扫冥天。钢镰铁斧剿倭蛮。岁月峥嵘迎艳日,无限江山。

    1908年3月,父亲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爷爷高书田,字砚农,青年时期在山东省淄博县周村西关任益兴泰洋布庄经理。老家颇有田产,由其叔爷爷高书汉掌管经营。

    父亲幼年随奶奶孙氏生活在故乡农村。1915年,父亲入本村名儒高凌云先生开办的门馆读书。他聪灵颖慧,深受师长器重。后入长山县苑城学堂读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金陵中学。中学时期,正值国内时局动荡,他不但学习勤奋,成绩出众,而且十分关心国事。

    1928年春,父亲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毅然投身革命。因参与组织学潮被校方开除,但革命的热情燃烧着他那颗年轻的心,又先后到济南兵工厂、纱厂开展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工作的决议中指出(1927年12月4日):铁路工人、矿工及纱厂工人是北方工人运动的柱石,尤其是对于直隶之开滦(5万人)、山东之淄博(5万人)须派专人进行秘密工作。并明确指示要派遣积极能干的同志到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产业工人中去工作。

 1928年8月,父亲受共青团山东省委派遣,秘密到淄博矿区,负责发展共青团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他曾一度毅然与家庭断绝联系,以炭矿工人身份为掩护,与炭矿工人同吃、同住、同下炭井掏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音讯全无,令家人忧心如焚,四处打听。有一天,他下班从炭井中上来,被本村到矿上买煤的乡亲发现。叔爷闻讯急忙骑上毛驴,行程上百里,赶到矿上找他回家。父亲暂时离开躲避。后其叔父又几次前往,仍不见踪影,只好作罢。

 父亲在炭矿工人中积极开展工作,组织成立了共青团淄川矿区支部委员会,父亲任书记。他发动群众组织了160多人的童子团和30多人的挟炭团,开展了大荒地“十行”钱三包工柜的罢班斗争和大荒地、十里庄工人的挟炭运动。这在当时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群众运动低潮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影响,对淄博矿区工人群众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此淄川矿区团支部受到了团省委的表扬,共青团省委在《共青团山东省委报告》中,较具体地阐述了该团支部的活动情况。此报告载于1929年《团中央通讯》。

1935年父亲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并组织中国大学的“一.二九” 学生运动。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次震动全国的爱国运动中,父亲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其他几名学生运动领导人,率领《中国大学》、《华北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朝阳学院》等校的数千名学生一起,同挥舞着木棍、皮鞭、大刀的国民党反动军警展开英勇搏斗,冲破了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拦阻,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聚集到北平新华门前,穿过王府井大街、东长安街,会合北平各界人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这次运动,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父亲在运动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的革命斗志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1937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到山东聊城地区发展抗日工作。以国民党抗日将领范筑先部政训处中校处长身份,秘密开展鲁西抗日救国的运动。

    1938年,父亲在山东冠县工作期间,认识了母亲,在父亲的引导下,母亲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建立了革命的友谊、爱情,并肩战斗。与其他六对青年(林彬-杨勇,洪林-曾思玉,张坤-许梦侠,王震凡-黑伯理,沙晓鲁-徐运北,王惠营-李奎聚)在鲁西北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七大闺女,七大女婿”之革命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他们一方是威震敌胆的抗日名宿,一方是冠县回族青年的巾帼英豪。他们的青春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闪光,他们的爱情在“两军阵前并马行”时成熟。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地的抗日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当时被誉为“鲁西北平原上的小延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美好青春。

忆父篇 二  笑阅年华

西江月(新韵) 傲骨

铁马轻车南渡,纵横四海为家。长江水荡洗尘沙,笑阅风云天下。  不媚君颜命语,坚持真理无瑕。淡瞻衣锦漠荣华,藐看折腰高驾。

    1949年,为了加强南方的干部力量,父母受组织的派谴南下武汉,在中原临时政府担任一些重要的领导工作。

随着全国解放,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由战争型转入建设性,父亲也积极的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由于社会性质和工作重心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转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党高级干部,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眼睛朝上,千方百计迎合最高领导,发明各种肉麻的词汇搞个人崇拜,一心一意往上爬,此类干部还算少数。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者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干部人数甚多。第三类:仍然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不计较个人升降荣辱,敢于抵制上级的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争取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此类干部甚少。父亲就属于第三类干部。

    听父亲的一些老同事和母亲的回忆,父亲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坚决抵制上级领导的错误政策。虽然当时有些上级领导比较赏识父亲耿直的性格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但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父亲屡次遭受排挤,甚至降职调用,但他却从来没有怨言,淡泊名利、地位,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不管什么工作岗位,职务高低,一如既往的勤勤恳恳的为党、为国家工作。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见过父亲在子女面前情绪低落过,总是精神饱满、乐观豁达的迎接每一天,愉快的工作,开心的生活。我小时候有一次无意间听到父亲和母亲的谈话,直到现在还清晰的记得他们谈话的内容:在兰州工作期间,父亲基本已被一些地方领导内定为右派或右倾,并上报中组部。多亏了以前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老领导,后在中央担任领导的老同志听到风声后,急忙向中央组织系统提名,把父亲调往北京工作,才躲过这场政治上的大劫难。

 

忆父篇三  教泽风范

七言  身教

一痕洁羽落幽燕,两翼清翎淡尘凡。

三更苦弦惠兰锦,四季寒曲桃李嫣。

五岳毅笔酣砚墨,六街繁枝育国掾。

七韵调阳学子渡,八风从律教儿鞭。

九泉去影无憾事,十面来声赞尊严。

百年育人泽风范,千载传后谨喻篇。

万众谨记先烈志,亿民奋举夏华天。

1958年,父亲调往北京,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担任了一所高等院校的党政一把手。这段时间也是他由革命工作者向教育家的角色转换的过程。到1976年离任时已年近七旬,任期长达18年。在职期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进步,在业务上创造条件让他们出成果,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职员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对于犯过错误的师生,他总是用满腔热情融化他们心中的冰块,不计前嫌认真地给他们落实政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政治上保护他们。

十八年风风雨雨中,团结和依靠广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 从建校时的3个系、4个专业,在校生310人,发展到60年代前期的8个系、21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6000余人。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分布在全国生产、科研、教学和管理第一线。 

“刻苦钻研、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严肃活泼”是父亲为他所领导的院校确定的校风。学院也正是以这种优良的校风闻名于北京市的高校之林。他自己身体力行,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实践着这种优良的作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所领导的学院成为64所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专业学院。

18个春秋年华,他献身教育、虚心学习、积极探索、勇于改革、无私奉献,带领全院师生员工步入了院校的辉煌时期。“文革”其间,父亲被打倒、批斗、抄家、进“牛棚”、“干校”劳动改造,但始终没有改变他坚定的信念。在学校外迁的最困难时期,与广大的教职员工风雨同舟。他虽身处逆境,但不畏风险、肩担道义、据理力争,带头给中央写信,客观反映实际问题,终于被批准迁往“三线”的学院,从山区又迁往大城市建校,并在北京留下了部分师资,为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良好的基础。为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父亲非常平易近人,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人缘极好,他们都昵称父亲为“老夫子”。1992年11月,在学校庆祝建校40周年的大会上,当84岁高龄的父亲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时,全场数千名师生员工(北京部分)和校友起立欢呼鼓掌长达五六分钟之久。这充分表达了大家对他为学校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和衷心感激。也表达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威望和对他高尚品德的无比敬重。在场的来宾和记者无不为之感动,有位记者感叹地说:“一个离校十几年,离休近十年的原领导干部,回来还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和敬重,可见他以前在教职员工、学生中的威信是极高的,这在我以前类似的采访工作中从没见到过的场面”。 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给予了父亲高度的评价: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高等院校校长中的楷模!并为父亲授予了教育家的桂冠和“教泽风范”荣誉称号。

父亲虽级别较高(行政八级,母亲行政十级),在当时,工资收入可谓颇丰。但仍坚持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

1958年调任北京,组织安排全家入住城区一个幽静的四合院中。当时,院中几个花池和几十个花盆里种的是牡丹、芍药、月季、菊花等花卉,父亲就抽空带领我们动手,全部改种成扁豆、丝瓜、苦瓜、南瓜、黄瓜和葫芦等可以食用的蔬菜,花盆全部种上了小辣椒。在那蔬菜供应短缺、匮乏的年代,全家却经常能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菜蔬。很多老同志串门临走时,总会采摘带回一些。

院子里还栽有三棵香椿、两架葡萄、两棵柿子、几棵大石榴。当硕果挂枝头的时候,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小时候,最盼望的是夏、秋季的到来,因为我们几个孩子特喜欢晚上在葡萄架下支上行军床,数着星星,在草虫的轻泠声中,甜甜的进入梦乡,至今记忆尤新并留恋。

    在生活上父亲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不许任何人搞特殊化。我十来岁时,父亲就要我自己动手洗衣服(那时还没有洗衣机,用搓板)。并告诉家政服务人员,子女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许帮忙干。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当时父母都有专车,父亲规定,子女私事一律不许使用。在学习上也是严格要求我们,经常谆嘱我们要学好文化知识。

父亲一生也是非常简朴、善良、慈爱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母的工资合起来高达500元,比一般职工家庭收入要高近十倍。但他要求我们在吃穿上像一般水平看齐,过普通人家的日子。记得小时候,每当开饭,我们每人两个碗,到厨房打上一碗饭,一碗菜,端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吃,就和吃食堂一样,从来没有摆过家宴。我最小,总是穿哥哥剩下来的衣服,掉色了就染一染,破了就补一补。我上初中时,我的衣服全是旧的,而且大部分衣裤都是带补丁,当时在班里也是少见。面对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我也学会了承受。记得上初三时,我用自己攒下的几元零用钱,买了一件蓝色咔叽布外衣,穿在身上,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父母每月把省吃俭用节省下的钱全部寄往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鲁西农村,接济亲友,帮助他们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当时鲁西农村非常穷,有些地方粮食都不够吃的。),所以高新收入所剩无几。 以至在“文革”中,造反派来抄家三次,那次都嫌我们家穷,一再追问我们在北京有没有第二个家,回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心中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祭父篇 精神永存

    1979年父亲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任部级顾问。1983年主动向中央组织部递交离休申请并离休。那时父亲的闲余时间比较多了,但近八十高龄的他还不断的学习,跟着广播、电视学习英文、日文,用已颤抖的手坚持写日记和笔记。1993年2月21日,85岁高龄的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虽然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我感谢父亲,他培养了我刚正不阿、实事求是的品质;淡薄名利的性格。也教给了我勤俭、节约的习惯;还给了我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我从小经历的无数磨砺,这使我在几十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再没被困难吓倒。在困难面前,像父亲一样,总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心态、快乐的心情,冷静的处理。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整整15年了,我将永不能再见他一面了,这个现实是无法弥补的,但他的崇高品质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在我们眼里,父亲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的一生,无愧于民族,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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