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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的博客

心事数茎白发 生涯一片青山

 
 
 

日志

 
 

转:刀尔登:鸿罹  

2011-12-12 12:41:41|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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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唐甄,著过一本《潜书》,里面有篇《室语》,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晚上,他和家人围桌进食。唐甄说,这鱼味鲜,买时一定是活鱼,家人说,倒也不是,但买时鱼刚死未久,又天寒,所以新鲜。唐甄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连声唉叹。家人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一直有些心事,今天吃这鱼,忽然想起来,所以感叹。
 
  他的心事,原来是一篇见解,其中的一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是唐甄的名言。但他通篇意思,和那鱼一样,并不十分新鲜,不过是将孟子的主张,用狠劲重说一遍。他以鱼为喻,把暴政杀人的事说了半天,家人听后,这鱼是吃不下去了。
 
  唐甄可谓执着。便在今天,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朋友小聚,本来打算说些闲话的,其中的一位,忽然提起时政,于是桌上的风向便转,由轻松变为激烈,由愉快变成沉郁,多么煞风景!但喜欢这类话题的,又认为只谈闲篇,是言不及义,慢慢的,便有了一种隔阂。
 
  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感兴趣的读者,不知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
 
  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其中包括艺术家、诗人、旅行家,多一半对如何“致太平”,有一肚子主张,而最卓越的头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殚精竭虑,苦思出路,但想出了什么呢?
 
  我知道许多读者,在读古代的子书时,会发生厌倦,因为说来说去,总是一套话,看一种尚觉新鲜,看了两千年里的书,便会想,为什么不换些话题、换种想法呢?但若了解这些著作的背景,便知作者也是有所不得已。
 
  唐代长安城,有个叫张干的莽汉,把狠话刺在两条胳臂上,左臂刺的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臂是“死不畏阎罗王”。死后的事先放下,在活着的时候,看来,权力是最可担心的事了。古代的思想者也是如此,最大的话题,最大的心事,是对政治权力的安排。
 
  我们看到,连画家、诗人,也或明或暗地发表政见,一个读书人,如果真的缄口不谈国事,反倒要被认为没有心肝,特别是在激荡时期。那么,这么多出色的头脑,有这样的讨论气氛,做了那么多工作,为什么没能产生出一个有效的思想体系呢?我们今天如果进行同类思考的话,他们的工作,甚至构不成思想的基础。
 
  原因之一,自然是缺少相关的人类活动,没办法凭空想出古怪来。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原因,那就是,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令他们的思考,都用着对方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无不在料中,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都成为对方的养料,用来加固自己。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中国古代虽有专制,远非完美,但在这一点上,已有其大概。
 
  但在这一点上,谁忍心批评前人呢?同情人民,难道不是高贵?反抗压迫,难道不是勇敢?有些事情,虽知其不可,也不得不为,何况谁又能预知可与不可?当强权渗透一切时,谁又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脱出权力的议程来反对权力?
 
  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不知不觉中,牺牲了学术前程。他们的头脑,若用在他处,当有更大的作为,但若真那样,他们的良心,又将不安,这对他们来说也两难。明清之交的顾炎武,不少遗民对他是有一些腹诽的,因为他总是若即若离,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错,学问也没扔,就连四处观览,口头上说是为了兴复之计,其实也是在追逐自己对舆地学的兴趣。我以前是不喜欢顾炎武这种态度的,现在想来,又觉得有些道理。
 
  唐甄在另一篇《潜存》中,讲自己“四十以来,其志强,其气锐,虽知无用于世,而犹不绝于顾望,及其困于远游,厄于人事,凶岁食糠粞,奴仆离散,志气消亡,乃喟然而叹曰,莫我知也夫。”他描述的不是他一个人,比如在顾炎武的时代,许多人放弃了日常的幸福,只为了反抗那当反抗的。我们赞美他们的顽强,又不得不感叹强权之强,有出乎我们意料者

 

关于刀尔登:

万里如虎 于 2011/11/26 2:04:1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隐士”刀尔登
2011-11-25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彭淑 发自石家庄
以他的才华来看,他可以在主流社会中有发展,然而他却在这个时代选择接近于“隐居”的生活,虽然心里并没有表面那么平静
十几年前,刀尔登曾以“三七”的ID在网络论坛走红,被誉为“网络中文第一才子”  (受访者提供)
  《七日谈》里的第二天,“张三”对“我”讲了一个故事:
  希里花斯人,每天都要喝酒,不喝酒是犯法的。
  这部法律,并不古老,大概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一百多年前,希里花斯出了天才,在他的著作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通往幸福国家,一共有三条途径,其中最快速的,就是让大家天天喝酒。……
  11月17日,大晌午,酒瓶盖在这本书的作者刀尔登的脚下,被不经意地划得响。
  “写我大概会用多少字?”采访中途,他曾问。
  “三四个版。”
  “一个就够了!你要写的只是书的作者,而不是我个人。”他把音调压低,目光飞快地扫过一旁的录音笔。桌面上,除了《七日谈》,还有他的一本旧作《中国好人》。
  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女作家徐晓曾经评价这位与她合作数年、“通话尚不足百句”的专栏作家,“邱氏的个性是不按常规出牌,犹如他的文风:从容,收放有度,不铺张,见好就收。且选题和角度都很刁,常被误以为是深刻。其实他追求的不是深刻,就是刁。”
  
补考马列文论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1964年生于沈阳。1969年,父母携带一家老小下放到辽宁凌源县的一个山村——离那里不远,另有个镇子叫刀尔登,便是他笔名的由来——在那里,他从6岁长到14岁。
  “本来是要去另一个村子的,姥姥的一个舍不得扔的箱子横架在驴背上,通不过山路。于是一家人借宿当地,一住便是好几年。”他在书里写道。
  “那里人好,环境好。那会上学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至于读书,没什么儿童读物,从已批为‘毒草’的‘十七年’文学、现代小说,到很少的几本古典作品,从尚可留存的苏俄文学,到很少量的欧美左翼文学,只能逮着什么看什么,有字就行,根本谈不上正常的阅读顺序,懂自然是不懂的,瞎看而已。”
  据刀尔登在大学时结下的至交、学者缪哲透露,刀尔登家过去藏有一套《鲁迅文集》。他笑道,“那套文集为50年代第一次出版,书内印有注释,书皮是硬壳套封,相当阔气。那会只有首长才能享受得到。”这套文集,他从小学读到高中,从东北读到河北——1970年代中期,他随家迁徙到石家庄。
  《读库》出品人张立宪曾在《我们都爱刀尔登》里写道:“读刀尔登的《中国好人》,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鲁迅和王小波,尤其是《中国好人》里收入的几篇杂文,鲁氏文风跃然纸上……”
  “我了解人性的最早导师是鲁迅,而不是历史书。鲁迅的文字对我影响最大,他的个性留给我的印象至深,可惜我学不到。”刀尔登不徐不疾道。
  1982年,刀尔登考入北大。他在校园里的“各色”,迄今被他的一干好友不断翻出。
  “大学时代的邱,高瘦、苍白、神经质,样子像青年堂吉诃德,比他的实际状况看上去要文弱一些。他是校园玩家。凡是能聚众玩的事儿他都能来一手。”与刀尔登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范伟在《那些人》里写道。
  “能考进班里的全是聪明孩子。刀尔登不显山露水,开口却与众不同。”缪哲继而说道,“很明显,那时他的阅读范围超过班里其他人。我们上中学时,正值形势开放,一批新译作涌出。很多人也许上大学时才看,而他早已读完。
  “他偏好传统文学,例如司马迁、陀氏、莎翁、托尔斯泰、拉伯雷著作;虽然不爱现代派作品,他也是大量阅读。随后,他的兴趣又转向研究史、哲、数学。”
  有一次,教党史课的老师勒令经常旷课的学生出席。结果,刀尔登身穿父亲的中山装,头戴一顶类似军帽的帽子,鼻梁上架起“陈景润式的”眼镜。点名的一刹那,他身板笔直、老学究似的踱进教室,正襟危坐在第一排,直愣愣盯着老师。
  回想起当日这幕,缪哲依然乐道,“他差点不能毕业。当年,中文系教授李思孝主讲《马列文论》,他一次都没去听过,当然不认识教授本人。等到考试交作业时,他来到系主任办公室,迎面撞上李思孝,他跑上前询问:请问李教授在哪屋,我来交作业。
  “他的这门课被打上不及格。补考那天,恰好北大一帮学生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没把补考放在心上的他,跟着一起凑热闹去了。这一下,李思孝急了,不给他学分,让他重修。最终是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出面,让他再次补考,比别人晚拿到毕业证。”
  对此,刀尔登一脸漠然,“我觉得老师讲课太慢。有那么几节课的时间,我可以看完一本书,或者好几本书。”
  
“我怕麻烦”
  1986年,刀尔登选择回到石家庄。他自己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选择,“因为它不用付出代价,比较省事。我怕麻烦。”
  缪哲论起当年,他们本可以留在北京,“那时毕业,最好是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其次是进新闻机构。如果分到政府机构,反觉不公。一听说要进机关工作,他负气地要求回到石家庄——我们哪像今天的孩子懂事。”
  一番折腾后,刀尔登到了河北社科院。进院头天,科研处开会将他借去帮忙,一借便不还了。他待在该所七八年,后又调入文学所。
  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有人待他不错。工作闲散,生活主要是看书。至于写作——尝试过历史大话题,多次开笔数行,最终还是放下了。
  1990年代末,范伟与缪哲去河北日报社旗下的《杂文报》任职,他俩向刀尔登招手,“就等你了,快来吧。”
  刀尔登在那里当了3年编辑,“一周去一次单位。拿起投稿,一目十行速作判断,边看边扔进废纸篓”,剩余时间打牌、喝酒——不过,“报纸办得还挺好”。
  逍遥自在的日子在2001年告终,“调来一位领导,要求我们坐班。我们执意不从,于是下发通知,要我们调离。”他笑了笑。
  
个人主义者是社会的最好成员
  刀尔登写专栏始于2005年,那些文章后来收入《中国好人》。包括今年所出的《七日谈》在内的她的作品,探讨的核心话题,多是围绕“当代人缺乏的常识”。
  他在《我为什么不喜欢狗》中暗讽:“……但我对狗叫有两种意见,第一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狗的。……第二种意见是狗只讲恩属,不论是非,所谓桀犬吠尧是也。最坏的人,也可以有最好的狗,因为是‘最好’者,标准只在于‘吠非其主’。人有人道,狗有狗德,人被别人的狗咬死了,人们并不觉得那狗有什么不是。这虽然是犬监主义,未始也不是更多的人的立场。”
  《中国好人》的扉页上,印有他的深思:“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他并不讳言,他对于“人民”——作为集合概念的怵惕,早在1990年代初就有,抑或更早:“每个人都值得关心,但作为集合概念,‘人民’确实经常不值得恭维。当我批评‘人民’时,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人或大多数人,而是在批评‘人民’的组成方式。”
  “他是个人主义者,不认同任何团体、任何种族、任何文化上的归属。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态度与社会观。1990年代后,他反倒强调对‘人民’这一概念的新认识。”
  缪哲说这番话时,还记起了他俩都还年轻那会儿,有一次他上刀尔登家吃饭,看到刀尔登与父亲起争执,“他父亲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派党员,对于‘文革’中老百姓遭罪之类景况,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则反驳,认为老百姓——作为整体,甚至作为个人——在自身品格里,早就为自己埋下一劫,有自作自受的成分。拿他的话说——组织也不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刀尔登说:“这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你在家里,在书本或纸笔前面,可以只凭脑子去想,但遇到个例,遇到个体,不可能那么斩钉截铁。比如我有时恨恨地想,不自助的人不值得帮助,但假如第二天遇到类似的人事,不可能硬下心来。任何理论都不能推至极致,都要受人情的调节,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对,‘原教旨主义’也是要不得的。”
  “我的写作一般是从个人立场出发。有人潜台词是‘这是好的,这是对大家都好的’,我的潜台词是‘我以为这是好的,我相信这是对大家好的’。比如哪天,我做了一件对公共有利的事情,我绝不会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只会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
  “所谓个人主义,不过是主张限制人对他人的权力,特别是限制集体对个人的权力。有人一听到个人主义,就想到不承担义务、不负责任等等,我也没办法,我没功夫也没兴趣对付这类观念。但我知道,只有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才可能是好的社会,个人主义者是社会的最好成员。”
  他总结自己,“不适合集体行动,不舒服不自在。一旦有机会影响别人吧,却没有那种道德或理性上的自信。”
  “他是一个害羞的人。他写专栏老觉得别人在看着他,他不愿意说出来的话犯傻。说傻话,这是他最怕的一件事。”缪哲所指,恰好切合了刀尔登的坦言:自己写作如同走私,乘读者稍不留神,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怎样理解他的“怕麻烦”呢?徐晓说,“首先,不能说他没有能力混这个社会。以他的才华来看,他可以在主流社会中有发展。他现在却是个无业的人,写文章也不拼命。但起码有一点,他不爱混这个社会。要在这个社会立足,你真的得放下太多内心的清高、纯真。他把这个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他写专栏多是写历史。虽然他所写的都观照了现实,但是他不碰现实生活。为什么不碰?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硬着头皮在说话,心里没那么有底气。如果刀尔登的书写得不够到位,我想他也有这个困境。”
  “当我们对生活觉得挑战的时候,刀尔登比我们有资格,但也可以说他没那么有资格。他比我们有资格在于,他没有‘同流合污’,或者不需要为某事而违心。说他没有资格在于,他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为改变它又做了什么?而我们可能认识到了我们需要为这个社会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又真正做了什么?我们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我们又能做出什么?”
  “我相信,现在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是因为无奈。他的个人困境,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悖论。”
  
覆巢之下无完卵
  第二天下午,酒醒之后,刀尔登采用了令他感到从容的方式——网上笔谈,来回答本刊的提问。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其实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但它又是你的弱点?
  刀尔登:正常社会中,多数人不该对政治问题抱很大兴趣,但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我的不少朋友对政治没兴趣,我羡慕他们。我也希望我没兴趣,但无法甩开。在《七日谈》里我谈到了,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人的合理生活是否可能?对我来说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躲进小楼成一统,有些人能做到,有些人做不到,算是性情不同吧。
  我本来希望过的生活,或者是钻到一种手艺中,或者是追逐兴趣,天天乐此不疲。然后便是和多数人一样,家庭呀、朋友呀、社区呀,不用管别的许多。其实现在表面的生活也是如此,但心里就不那么安静了,因为总有些事情分心,总有些事情无法回避,总有些事情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减少意义。覆巢之下无完卵,看来确是如此。这样一个人难免会想,你给我捣乱,我要是不给你捣乱,算是对不起你。
  人物周刊:你在躲什么?
  刀尔登:我只怕一件事,那就是麻烦,特别怕麻烦。
  一方面,我觉得过分关注政治或人际问题是对生命的浪费;另一方面,又觉得对这些事漠不关心,是在让别人火中取栗。有些公共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容许自己不去做,因为性情、机会、不便等种种原因,但同时对为我们做那些事情的人,要心存感激。
  我们天天都在选择,不做也是一种选择。正如沉默也是一种声音,有个词叫“震耳欲聋的沉默”,我忘了在哪里见到的了,是的,在中国经常能听到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
  人物周刊:在众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中,哪一件令你真正动容?
  刀尔登:缺少自由以及缺少对自由的渴望。因为遍地都是这样情况,我反倒不容易想出例子。说到具体的事例,我对小孩和老人遇到的不幸敏感一些,如果是个成年男人,我就想,你总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像“自焚”、“引爆”等社会话题,你会将思考反映在作品中吗?
  刀尔登:有的有,有的没有。我记得七八年前,煤矿事故引起的反应很强烈。现在呢?我们习惯了煤矿事故,又渐渐在习惯自焚,以后还会习惯什么呢?如果一个制度,把合理的抗议手段都堵死了,那么,当一个实际的问题发生后,当事人都有哪些途径呢?
  我想,所谓好的制度,标志之一是允许自己被合理地取代。所谓允许,是它为自己设定前提;所谓合理,是不会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崩溃。
  人物周刊:明年有什么打算吗?
  刀尔登:主要是想一个人出去转几个月,每天换个环境,看能不能恢复对事物的实际接触。是的,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与事物实际接触的能力在一点点消失,自以为每天会见到新人新事,其实难以撼动既往的经验,不管是什么,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都被先前的经验和观念修理得整整齐齐。改变这个,得借助外力,所以要一个人,所以要到陌生的地方,所以要每天换个地方,看能不能削弱城市的力量,试一下吧,行不行也难说。
  人物周刊:有人将你的作品与王小波进行比较,认为你的文字比他美,但在表述见解上,他要比你更为大胆直接?
  刀尔登:我对自己的许多想法都不那么有百分百的把握。当有一个想法时,总会想到反例或特例,这也是我为什么不习惯于独断式的表达,而总是留着一些后门。比如《七日谈》,一开始我希望写出一本令人不安的书——让人对自己的一些固有想法发生怀疑。后来有所收敛,比原先的想法平和多了。
  人物周刊:你会经常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刀尔登:所以我主张人应该有道德勇气,这话首先是对自己说的,不要太怀疑,不想指望想清楚了再行动,该做的就做,因为你几乎永远也打不定主意。现在的欧洲,在我看来就失去了道德勇气。这两年似乎有一点点好转。
  人物周刊:你对信仰怎么看?
  刀尔登:我是不可知论者。坚定的有神论和无神论在我看来都不能成立。我认为人不能在此岸知道有或没有彼岸,那是经验范围之外,也是理性的能力之外的事。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能生长在一个怎样的空间?
  刀尔登:有机会做正常的人。


附:

室  語[1]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己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妾坐於西北隅。執壺以酌,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妾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妾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即市以來;天又寒,是以味鮮若此。”於是飲酒樂甚。忽焉拊幾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幾而歎,其故何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途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
    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穎陽,光武帝屠城三百[2] 。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3]”
    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4] ,過市而竄其市[5] ,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爲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于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眥未乾[6] ,於是乃服袞冕[7] ,乘法駕[8] ,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不重於匹夫!”
    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於人哉!”乃舉一箸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 曰:“甘。” 曰:“今使子釣于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之椹上而割之[9] ,刳其腹[10] ,觿其甲[11] ,其尾猶搖。於是煎烹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啻太山之於秋毫也[12] ;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而忍之。是豈人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
    妾,微者也;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唐甄《潛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释]  
[1]本文從一個方面揭示了封建社會的本質,提出了“凡帝王皆賊也”的命題。 

[2]然高帝二句:城陽,本名成陽,今山東鄄城縣。颖陽,今河南登封縣西南。《史記·高祖本記》:秦二世二年(前209),“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秦二世三年,沛公“南攻颖陽,屠之”。沛公,即漢高祖劉邦。
[3]光武帝句:《後漢書·耿弇傳》載,“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耿弇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大將。   
[4]墟:使成爲廢墟。   
[5]竄:奔逃,伏匿。   
[6]目眥(zì) :眼眶。   
[7]袞:龍袍。冕:皇冠。   
[8]法駕:天子乘坐的駕車。   
[9]椹(zhēn):砧板。   
[10]刳:剖開。   
[11]觿(xī)除掉。   
[12]太山:即泰山。


转:■郁土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松江大学城书店见到(清)唐甄的《潜书》。是人是书以前均不知道,看《再版说明》才知唐甄生于1630年(明崇祯三年),卒于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都是清初的大思想家。于是把此书收入囊中。待得闲暇时一阅,大为吃惊——
    
    书分上下篇,上篇谈为学,下篇谈为政,但我的感觉是他无所不思。
    
    关于个人修养与学习,作者这样写道:“学问之道,贵能下人;能下人,孰不乐告之以善!池沼下,故一隅之水归之;江汉下,故一方之水归之;海下,故天下之水归之。自始学以至成圣,皆不外此。”(《上篇上·虚受》)正所谓虚心使人进步是也。
    
    “人谓老过学时,我谓老正学时。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上篇上·七十》)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是也。
    
    “君子于遇,如身在旅,风雨冻饿,不必于适。轻富贵,安贫贱,勿易言也。果能如此,为圣之基也。”(《上篇上·格定》)以此等超然之态度对待人生,岂不快哉。
    
    “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上篇下·夫妇》)以小见大是也,以此为准绳,可衡定天下人。
    
    “人之情,道德不如人,则不知耻;势位不如人,则耻之。贤者不与立,则不知耻;妾妇不为礼,则耻之。有不忍小辱而甘蒙天下之大辱者,是又不可以不察也。”(《上篇下·贞隐》)此真振聋发聩之言也。
    
    关于治理国家,作者这样写道:“立国之道无他,唯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下篇上·存言》)此话似乎就是针对今天的国情而放言的。
    
    “求贤之道,勿问孰为贤,孰为不肖,当先观进贤之人。盖贤不肖各有其类。”(《下篇上·主进》)方之于今日,凡抓住一个贪官,不妨再审查一番当初推荐之人,或许能发现点什么。
    
    而作者对帝王则感触尤多。“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阳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下篇下·室语》)不知拍《汉武大帝》《康熙大帝》等帝王剧的人,读了此段作何感想?
    
    读此书,脑海中时不时会浮现出罗丹的《思想者》雕塑来,看那思想者,思考得何其痛苦啊,似乎就是唐甄本人!“唐子贫,岁丰而家人恒饥。妻寄食于女家。”(《下篇上·恤孤》)“四十以来,其志强,其气锐,虽知无用于世,而犹不绝于顾望。及其困于远游,厄于人事,凶岁食糠粞,奴仆离散,志气销亡,乃喟然而叹曰:‘莫我知也夫!’不忧世之不我知,而伤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郁结于中,不可以已,发而为言。有见则言,有闻则言。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凡四十七篇;号曰《潜书》。”(《下篇下·潜存》)历三十年心血而成一书,比之于今日三五个月即成一编者,唐子可谓痴绝!读此段话你会发现似曾相识,对了,那就是太史公的自述。
    
    今日,各种“家”层出不穷,什么“教育家”、“艺术家”、“编辑家”、“作家”等等,一不小心就会冒出好几个来,但独独缺少思想家,尤其像唐甄这样甘于寂寞而思,甘于贫困而思,无所忌讳与限制而思,无所不思者。西人说得好,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不思考怎么得了!故为此文,自勉并与读者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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